[导读]老鬼：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
深度阅读：“大义灭亲”式告密“弑母”不仅仅是文革之痛
老鬼：还原一个真实的杨沫
以《血色黄昏》、《血与铁》蜚声文坛的作家老鬼推出《母亲杨沫》。杨沫曾经表示希望写作一部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但她本人并没有做到，老鬼的这本书则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杨沫这个想法，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杨沫的一生。据老鬼介绍，该书的写作从去年开始。“我想今年(编辑注：指2005年)就是母亲去世10周年，我得为她做点什么，后来决定写一本母亲的传记。”老鬼说，“为此，我找出以前整理的母亲的一些资料，又采访了很多人。”《母亲杨沫》全书33万字，详细记录了杨沫的一生。该书显示，杨沫十几岁离家出走，与张中行相爱，而后走上革命道路，与共产党人马建民结婚，解放后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一举成名，其后又因为该书而饱受冲击。“文革”中，杨沫与马建民相互揭发并长期分居。而她在“文革”期间动笔的长篇小说《芳菲之歌》（原名《东方欲晓》）也遭遇了失败。此外，《母亲杨沫》还真实再现了杨沫性格中软弱的一面，指出她的《自白——我的日记》中有掩饰、补写、删除的现象，以及杨沫早年漠视家庭温情、教条化的一面。学者丁东认为，“这是近期看到的最好的人物传记。”诗人邵燕祥称，“人物传记有三个要素，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
老鬼的《母亲杨沫》做到了，而且我认为老鬼没有违反中国人的伦理规范。“”我对《母亲杨沫》是有异议的。“老鬼的哥哥马青柯说。此前，他曾仔细阅读原稿，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老鬼称，尽管哥哥有些看法与自己不尽相同，但对自己的工作仍然支持和理解。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母亲杨沫》中有关母亲失去母性，亲人失却亲情的描述，实际上是极左政治渗透于家庭之后使社会肌体的细胞病变的一个典型个案。
《母亲杨沫》带来卢梭式“忏悔录”
不拔高也不缩小
新京报：你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的？
老鬼：10年前，我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相片、文字资料和书信。信件中有作家来信、读者来信、老战友来信，还有一些比较零散的手稿，我把这些都进行了归纳整理。母亲生前表示，希望把一些评论她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些文章都是吹捧她的，说她的作品这么好那么好，《东方欲晓》好，《英华之歌》好，散文集好，《自白——我的日记》也好。我看了后觉得都是老生常谈，非常空洞，价值不大。我就一直想给母亲写本书。后来，我把母亲在“文革”中的检查、交代材料翻了出来，全部输入我的电脑，其中有别人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有她批判别人的大字报。去年初，我想母亲即将去世10周年，我怎么也应该对她有所表示，不然愧对母亲。
所以从去年3月份，我就开始写《母亲杨沫》，想把她的一生如实地写出来，不拔高，也不缩小。
新京报：你在后记中说，为了写这本书，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人，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老鬼：抗战的时候，母亲在十分区工作。十分区地处保定、天津、北京三角地，斗争非常残酷，有很多老乡掩护过她，她自己也写过一些怀念文章。我就去实地找这些老乡，想请他们讲一讲母亲在抗战时的一些故事。我去了好多家，但是当年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我找的都是他们的后代。
在采访的文艺界人士中，作家林斤澜向我提供了很多我过去所不知道的情况，文革中母亲与他来往密切，两个人成立了一个战斗队。而90多岁的老干部徐明清则让我肃然起敬。她最可贵的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不管对好人还是对坏人都实事求是。
母亲为她打抱不平，干得漂亮。
新京报：在《血色黄昏》、《血与铁》中你的写作保持着一贯的真实。读完《母亲杨沫》后，我同样觉得很真实。因为你写的是自己的母亲，你是如何把握客观性的？
老鬼：作为一个写作者，在写到自己母亲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到100%的客观，但我尽力做到客观，实事求是。决不能犯“子不言父过”这类带有封建意识的毛病。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你从小就与母亲有隔膜，直到她晚年的时候，你才得到她的母爱与温情，在写作这些情节的时候，你是怎样一种心态？
老鬼：这是一本写母亲的书，自然要涉及到很多家里的事。我童年的时候，也有母爱，就是比较少。现在我回忆过去的时候，心里感到酸甜苦辣，十分复杂。既有美好的点滴印象，也有很多不愉快、很痛苦的记忆。但她晚年对我很好，她的母性又复苏了，所以我很矛盾，写不写她过去的那些事呢？后来我想，人都是有好几个阶段的。母亲也如此，有青年的杨沫、中年的杨沫，还有晚年的杨沫。如只写晚年的母亲代表不了完整的母亲，我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就不能回避中年、壮年这个阶段，因此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么写，很可能会招来一些批评和议论。压力很大。但我想，人应当说真话，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母亲，也应该说真话。尤其写传记的，更不能胡说八道，只说好不说坏。
父母相互揭发是为了生存
新京报：《母亲杨沫》里面有一段情节很让人震惊，就是你父母相互揭发那一段。这时，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没有任何遮掩地暴露了出来。这样做的原因在哪里？
老鬼：这是“文革”的残酷性所致。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我父亲揭发母亲1936年没有入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啥重要问题，只是一个入党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为了表现自己听党的话，忠于革命路线，才把母亲的这个事情交代出来了。
新京报：但是，正如你在书中所说，只要他不说，这件事情谁也不知道。
老鬼：这就是人性的软弱吧，所以母亲就不原谅他。
本来他俩关系就不好，“文革”造成了他们俩的彻底分手。
以后母亲就一直住在香山，跟父亲事实上分居。
新京报：你父亲在入党问题上的揭发让杨沫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被动情况，这导致了她反过来揭发你父亲，从你在书中披露的情况来看，她的揭发也非常要命。
老鬼：对，这就是“文革”时期的高压和当时狂热的宣传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凶险。连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也开展残酷的斗争，有时候你死我活。
新京报：也就是说，两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本能或无意识，就像人饿了要找吃的，渴了要喝水。
老鬼：有些是这样，那时我父亲在交代材料上签名都署上“三反分子”的头衔，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总之造反派希望他承认什么他就承认什么，只求得到群众的谅解。这就是“文革”的可怕，斗争的可怕，高压下整人的可怕。
母子之间的关系有问题
新京报：我还注意到书中你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因为看了很多英雄人物的电影，里面的人物都特别脏，也不美，所以你就故意把自己弄得很脏，不讲卫生。你的审美观发生畸变与当时的价值导向有关吗？
老鬼：绝对是这样。那时候我们以穿军装为荣，能够搞上一套军装是梦寐以求的事情。那时候没有西装革履，即使有你也不敢穿，否则同学们都会鄙视你，视你为坏人。整个社会舆论就崇尚军装，鄙弃西装。那时候只有反面人物才穿西装，电影里凡资产阶级、特务、叛徒、反动派等都穿这种衣服。而那些英雄都是在战火中冲杀出来的，都身穿军服，满脸污垢，所以，潜移默化中我就觉得不讲卫生、脏，穿军服才好看，才是革命传统。
新京报：因为你从小与母亲分离，回北京后又不讲卫生与母亲关系不好，这是不是进一步造成了你性格上的叛逆？
老鬼：对。我在家里不太说话，但也不唯唯诺诺，我有我自己的主见，比较固执。怎么骂，怎么打也改不过来，所以不招父母喜欢，属于不听话的坏孩子。我的很多缺陷都与家庭有关。如孤僻、不善言谈。家里来客人父母不愿意我在场，他们可能嫌我土里土气吧，给他们丢人。越不接触人，越不会说话，越孤僻。我有时想要买个什么东西，就写条子给母亲，面交给她，我怕我说不好。
新京报：你在书中认为，杨沫对孩子一度缺乏关爱，与她童年的不幸有着直接的关系。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因素吗？
老鬼：童年的悲惨经历和后来的长期的思想教育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她的心里有伤，使她的母性扭曲。“亲不亲，阶级分”，这种教育是排斥母爱的，谁要提倡母爱，就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全社会声讨。这些对她影响很大。另外，与父亲不管孩子，她的身体不好也有关。
所以她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但不是一个贤妻良母。
杨沫的复杂性是社会和历史造成的
新京报：有一个情节我很不理解，你在书中写道，小胖姐怀孕被某歌唱家谋杀以后，你母亲为什么轻易放过了凶手？
老鬼：我也想不通。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呵护自己的孩子呀！她曾对林斤澜说，这个事算了，那个唱歌的也是个人才，反正人已经死了，网开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干吗非要以命抵命呢？何况他还有三个孩子。林斤澜当时很吃惊，觉得杨沫真大度呀。可你的孩子被人杀了，应该这么大度吗？有时候我想，她这样大度，到底是觉悟高，还是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对凶手宽大，对我姐姐就太冷酷了。
新京报：杨沫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她早年投身革命，后以写作成名，中间受极左路线影响，晚年后人性和母性又复苏了，你怎么看她的这种转变？
老鬼：到了80年代末，母亲与7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肯定了人性，肯定了母性。同时，她1989年与李蕴昌结婚，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李叔叔是一位很正派、品格高尚、有爱心的人，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学者。他从根本上影响了母亲，治愈了她心灵上的创伤，使她恢复成为一个慈母。这次婚姻也是她三次婚姻中最幸福的一次。
新京报：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写出了杨沫的复杂性，你认为造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在哪里？
老鬼：主要是由于这个社会、这个历史所造成的。（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