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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系窝囊总书记 受制于斯大林等左右为难


时间:2013/8/17 11:17:41   来源:新京报0

  核心提示:建党时的陈独秀。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从启蒙者到革命者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

建党时的陈独秀。

    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

    从启蒙者到革命者

    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

    唐宝林先生认为,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观察,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从1927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可称为“毛泽东时代”;而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在这十二年间,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新文化运动,中经五四爱国运动,中共成立,国共合作,以至北伐战争,国民革命,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陈独秀。这一说法是大体成立的。

    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成立,两者之间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转折性。一方面如毛泽东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中共早期的一批党团员正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又如胡适所言,新文化运动侧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中共的革命则转向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后来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是强调两者的断裂性和转折性。

    史书写“建党伟业”的历史背景,不外乎两点:一是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一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具体到牵头建党的陈独秀是如何从自由主义转向列宁主义的,却缺乏具体的描述。从目前存留的史料看,陈独秀从自由主义转向列宁主义,几乎是在一个极短时间里完成的。1920年5月以前,陈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以后,陈独秀即参与组织了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如果这一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话,那么,陈独秀在1920年五六月间,思想发生了一个急剧性的“突变”。而从文本上看,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这无疑是他开始信仰列宁主义的“确证”。宽泛一点说,1920年5月-9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是什么原因导致陈独秀思想的这一突然转向,因缺乏出自陈独秀本人的直接史料,学界一直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据胡适的看法,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有两个“节点”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3月26日陈独秀被蔡元培解除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二是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沈尹默、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怂恿下,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而认为“私德太坏”为由,撤销其文科学长职务。胡适认为,“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对于第二个“节点”,胡适认为,“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地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唐宝林先生对胡适的前一看法有所保留,而对其后一看法似表示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唐先生注意到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杨奎松之前的研究也有论及。从时间上推断,与维经斯基的交往,应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直接诱因。遗憾的是,对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接触交往的具体细节与思想传递的心路历程,至今缺乏直接的史料来呈现,只能作合理的推断。

    窝囊的总书记

    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陈独秀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1921-1927年,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长期以来,人们回忆与提及陈独秀的党魁生涯,多强调其“家长作风”,称其个性暴烈,专横独断,盛气凌人。唐宝林先生也说陈独秀性情暴躁,倔强刚毅,从小就具叛逆性。胡适更称其为“终身反对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羁”性格的陈独秀,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因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被唐宝林先生称之为陈“一生中最窝囊的年代”。而这“窝囊”的一面,却是我们过去甚少注意到的。

    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各国共产党中央必须定期向共产国际寄送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并交纳党费;各国共产党的经常会议或紧急会议,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才能召集;共产国际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有关键的一条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却实际存在: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斯大林则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据很多中共党人的回忆,中共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几乎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只有理解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这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才能理解陈独秀作为中共党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窝囊”,也才能理解此后王明从莫斯科得到“圣旨”回来之后的“嚣张”,以及毛泽东这颗“红太阳”从井冈山、延安升起之不易。

    据唐宝林先生统计,在1923-1927年间,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决议738个。讨论与决议之密集,可见一斑。这里还涉及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国际实际掌控在苏共中央之手。共产国际的决策,首先从苏联的利益出发,随着苏联外交路线的需要而调整。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以苏联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唐宝林先生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实际上是国苏关系。中共被置于苏联与国民党博弈的夹缝之中,很少有自主调适的空间。更不要说,远在莫斯科的最高决策者并不了解和熟悉中国的情况,其万里之外的决策与遥控,实在难免出错;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信息的往返沟通,更难免失时耽搁;而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多头并进而不统一,相互之间常有分歧,令出多门也让中共执行者不知所措。凡此种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实际权力和自主空间是很小的。陈独秀名为一党领袖,实为斯大林遥控下的“小媳妇”,在中国革命与国共关系问题上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威,陈独秀还无法向党内干部和同志解释和倾诉。党人也无法分辨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以至于党人最后将一切归咎于陈独秀个人“专横独断”的“家长作风”。

    当然我们也不能抹杀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贡献。苏联虽然以自身利益为第一考量,但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革命是符合苏联根本利益的。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苏联自然希望中国革命能取得成功。只是在具体指导中共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有失时、失策、失误之处。仅就经济援助而论,如果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陈独秀领导的中共恐怕停留在“杂志党”状态:办一份杂志,做一些笔头革命的工作而已。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是如此。1929年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派以后更是如此。有钱不革命,无钱也革不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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